因此，我们在敬佩富里迪先生的勇气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对他的药方进行检验。

沈岿教授只是指出问责官员的复出要有一定范围的公众评议。（6） 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复出规定，见于党内问责文本，是对以往政策的复述与重申。

第二，引入公众评议、听证和说明理由。所以，对它的思考与批判，对制度的搭建都不是、也不可能在一张白纸上落墨，随性而行。而我国的行政问责却是彻底颠覆传统，让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直接向公众负责。2010年1月1日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16条规定，两年内不得提拔。从上述规范文本对问责事由的种种表述，大致可归为执行、决策、政绩、廉政和操守。

[8]陈国栋：《重大事故行政问责制研究》，《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2期。四、问责制度的构建勾勒实践与立法，是为了更好地反思和批判，进一步完善制度。同时，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也相应涵盖了资本性的支出内容。

这些公共产品通常可通过三种模式来提供，即公共部门直接提供、私人部门提供同时由政府予以补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联合提供。概而言之有二：1.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的编制。[26]刘剑文：《公共财政与财税法律制度的构建》，《政法论丛》2012年第1期。无论是站在社会管理者的角度，还是基于不与民争利的理念，政府都不存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正当性，即便在特殊情况下，提供准公共产品会带来一定的利润，但其基本出发点仍然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对此，有学者准确地指出：与传统预算关系相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参与预算活动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关系的最显著特征.[27]实际上，目前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主体的确定问题，学术界仍然是众说纷纭。而无论是基于公司法理论---国家作为股东享有的利润分配请求权，还是基于国家承担的大量国有企业改革和经营成本--国家对企业享有的补偿请求权，国家都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尚未纳入收缴范围的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以维护国家或全民的合法权益。

我国并不存在一个有着深厚商业文化底蕴的发达市场，在更多情况下，为发挥后发优势，政府需要积极培养、组织和引导市场的发展，因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基本上属于政府主导型。[22]参见柏晶伟：《国务院官员：三农投入占整个财政支出比重偏低》，《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1月13日。依其规定，财政收入主要包括四种来源：税收和政府部门实行的其他强制性转移、来自资产所有权的财产收入、出售商品和服务以及从其他部门得到的资源转移。加强对农村地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扶持，以缓解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等。

由于公共财政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因此，在对财政职能的诸多影响因素中，经济发展阶段最为关键。刘剑文、郭维真：《论我国财政转型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建立》，《财贸研究》2007年第2期。公共性对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究竟是以营利性为目标还是以公共性为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以下简称《企业国有资产法》）、《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等法律、法规均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四、预算程序设计中公共性之保障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上述公共性目标和收支安排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程序机制才能得以保障。

[11]吕炜：《市场化进程与公共财政的范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1期。[17]刘剑文、郭维真：《论我国财政转型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建立》，《财贸研究》2007年第2期。

可以说，截至目前，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承继下来的国有经济面面俱到的格局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国有资产在资源配置上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几乎覆盖了所有行业和领域。基于国有资产本身的公共性，国有资本收益的运用不应在国有企业内部进行自我循环，而应切实让全民分享到国有资本的收益。

但是，其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因投资而形成的权益。（二）公共性目标之体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公共性理念，需要在合理界定公共性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如下四个方面的具体诉求，融入预算目标的设计之中。但是，由于公共财政对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设施的投资已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福利支出所涵盖，因此这里的公共投资应仅指公共基础设施支出，主要包括建设铁路、公路、桥梁、机场和城市基础设施等的支出。这是对当前政府经济职能理解的关键，更是确定国有资本预算公共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既然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就应当在支出预算中体现其公共性的一面。在保值增值的压力下，国资委在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时，往往会对经济效益较好、资本回报率高的竞争性行业加大再投入，而对那些私人不愿进入、社会发展又必需的经济效益差、资本回报率低的行业加速退出，导致国进民退的格局，这显然与国有资本的应然定位及政府的经济职能和宏观经济目标相违背。

并且相对于财政部门而言，在现行经营管理体制下，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资委有着更多的信息优势，能够相对客观、准确地确定利润上缴数额。目前，按较宽口径计算，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的比例约占财政支出的10%,如果再考虑土地出让收益的分配，三农投入在整个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明显较低。

这样的投资结构从预算信托的角度看，显然违反了政府作为受托人应承担的忠实于委托人利益、不与委托人争利的信义义务。从《企业国有资产法》、《意见》等规定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主要是由财政部门负责，国资委更多的是行使辅助职能。

[27]徐晓松：《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生存环境及其对法律调整的影响》，《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对于竞争性领域，则应有意识地减少投资总量，同时通过售股变现等方式逐步实施退出战略。

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计划在征求发改委的意见后，国资委应将编制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和支出的总体方案上报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将其与政府一般预算、社会保障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等一并提交本级人大审议，由人大最终作出决定，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公共性得以更有力的保障。二是将国有资本的投资向目前发展仍然薄弱的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风险产业倾斜。这种结构调整和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有资本应逐步退出市场发展业已成熟的竞争性领域和行业。1.关于收取收益的企业范围。

因此，当国有企业提出下年度的预算支出计划并上报国资委、国资委在进行平衡并形成初步的预算建议草案后，应与发改委商讨并征求其意见，以使国有资本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基于预算信托理论，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支出都应当以公共性为基本价值取向。

否则，就会使一些企业不思进取，以致不断亏损，最终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如果说传统的国家理论是以社会管理为重心，那么，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演进，政府与市场、公与私的融合度不断加强，国家职能实际已经产生了变化，除承担社会管理职能外，经济职能得到空前强化，受经济属性的嵌入与公私融合的驱动，国家开始深度融入市场机制，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内生因素,[4] 经济国家的特性日渐明显。何为公共投资?从广义上理解，其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如交通、水利等）、公共事业设施（如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等）以及公共福利设施（如公园、广场和福利院等）的投资。

例如，在2012年875亿元的国有资本预算支出计划里，该项目仅调出了50亿元。二是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真正需要国有资本投资的产业和部门难以发展，公共产品的提供难以保障，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面临困难。进入专题：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公共性 。应该说，将保证政府各部门和各项事业活动正常开展的经常性预算纳入政府一般预算的范畴，有其合理性，但笼统、不加区分地将公共投资预算也纳入其中却值得反思。

为了防止该类现象的发生，在国资委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项目时，就需要由有关部门对其进行制约。作为政府职能的延伸，国有经济所肩负的功能天然地不具有营利性。

独立说的认识误区在于对公共财政作了狭义的理解，即将其局限于国家凭借政治权力进行分配的活动领域，使其等同于政府的一般财政，人为地缩小了公共财政的范围。在2007年发布的《意见》中，发改委曾获得参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的权力，遗憾的是，《企业国有资产法》却将该规定删去。

有学者专门提出了国有资本变现预算的观点，即在一个5-10年的中长期时间段内，通过充分竞争领域的部分国有资本变现，实现部分国有资本的退出。当然，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